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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子生之谓性之说并不全错，程颢和朱子也都有类似的说法，他们都很重视生的问题，但是在朱子看来，告子的错误在于，只从生物性上说性，而不从生之理上说性。

在自然之上再没有任何东西了，自然就是儒家所说的天，是宇宙自然界的全体，亦即生命整体，自然之理就是天理。[13]这是朱子关于理的另一个重要规定，与所以然具有同样的地位，故经常连用并提，合称所以然与所当然之理。

[21]《张载集》，第113页。实际上，仁既是所以然，又是所当然，是二者的统一。性理具有客观普遍性，既是万物之一源，则万物皆有性。[19]《周敦颐集》，中华书局1990年5月版，第4页。所以然与所当然正是在生命目的性的学说中得到了统一。

儒家主张性善论，其根据在此。事实和价值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绝不能混淆。比较明确地提出德性与知识的关系问题的，是《大学》与《中庸》。

陆象山高扬了道德主体性，认为人能够自做主宰，而外在知识不仅不能增进德性，反而对德性有妨碍作用。程颐与其兄在根本观点上是一致的，但是，他的性即理也之说，除了承认理具于心而成为人的德性之外，还承认心外有理，心外之理便在物中，因此，他提出格物穷理的方法，要在事物之中穷理。儒家所谓求仁，是要人去求的，因此，人的后天努力是非常重要的。朱、陆二人都肯定德性是一切行为与实践活动的根本原则，这就是所谓本心。

观此，则是元晦欲去两短，合两长。[51]《语录下》，《象山全集》卷三十五，第28页。

这样，穷理便具有客观认识的性质，可以说是一种知识之学。但是，如何实现人的德性，却是人自身的事情。[1]《论语·阳货》，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5页。这场争论的实质和意义何在？这也是需要重新探讨的问题。

[46]《与李宰二》，《象山全集》卷十一，第5页。近有议吾者云：除了‘先立乎大者一句，全无伎俩。见闻之知，乃物交物而知，非德性所知。程颢明确提出德性与知识是有区别的，不能将穷理当作知识去对待，穷理从根本上说是德性之事，不是知识之事。

争论的焦点是所谓简易与支离之争。[37]这就是说，学问须从外面的具体事物中求得，也就是从有形象的见闻之知开始，以求其义理。

人之所以为贵，就在于通过格物穷理，认识到万物的生命意义，将其仁德施之于万物，消除主客、内外的界限，以仁心对待万物，这就是合内外之理。但荀子并未发展出以自然界为认识对象的较系统的知识学，而是发展了以认识人道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礼治学说与化性起伪的人性说。

德性之知本来是一种道德直觉，朱子承认有这种直觉，但他认为，不能只靠这种直觉。因为问学的根本目的是明德性，是以德性为前提的，它不是泛指一切知识。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朱子却滚在一起说，自然会引起争论。今所学果为何事？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第三节尊德性还是道问学 初步明确了德性与知识的关系之后，接着就是如何实现即做的问题。《大学》的明明德，就是讲德性的，其格物致知之学，则是讲知识的。

从人为的意义上说，则是仁者人也，为仁由己，即需要人自己去完成、去实现。因一事磨研一理，久久自然光明。

但在陆象山看来，这是叠床架屋而适得其反，于身心性命不仅无益，而且是一种累。[3]《荀子·解蔽》，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十五，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4页。

天地所以运行不息者，做个甚事？只是生物而已。这就是仁德的实现，也就是转识成智。

[48]《语录上》，《象山全集》卷三十四，第5页。[38] 朱子所说的这个道理，和他的理一分殊说，是同样的道理，即德性就在万事万物的发用中，因此，就万事万物的一意一理中求得，才能说是本末一贯，也才能说是道体之全。孔子所说的仁，是人的最高德性，而孔子所说的知，则主要是人文知识。张载所穷的理，主要是社会伦理知识，但是，也有对宇宙自然界的认识，即穷神知化之知。

总之，在孔子思想中，知性及其知识是重要的，但又是从属于仁德的，而不是相反。析理、处事是在事物中辨析义理，在实践中谨守中庸，是致知的方法，亦即问学之事。

不可将仁之本体做一物，又将发用底别做一物也。一方面，仁德是在处事接物中体现出来的，其间有很多具体关系和节目次第，如家庭层面的父子、夫妇、兄弟关系，社会层面的君臣、朋友关系，还有人与自然界的万物之间的关系，都有各种各样的不同表现，这些不同方面的表现，都是从不同侧面体现仁德的，这其中便有许多具体知识需要掌握，懂得了这些知识，仁德也就获得了有具体内容的现实存在。

……大抵仁之为义，须以一意一理求得，方就上面说得无不贯通底道理。[59] 二人都讲一贯，但在朱子看来，陆象山只讲一以贯之的一，却不讲万理。

[53]这些论述都说明，朱子不仅不反对立本，而且明确主张立本。其人性来源于天命即道德本体（亦是宇宙本体），故广大而高明，其知识则析理详尽而可行，故精微而中庸，这就是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62] 象山之所以认为不可，乃是由于所见不同，而不只是用力多少的问题。张载有知礼成性之说，认为通过对客观的礼（礼制、礼仪等）的认识，能够成就人的德性。

他提出识仁即先识仁体的方法，而不主张向外穷索，就是回到主体自身，认识自己的仁性仁德，这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直觉。朱子重视方法问题，主要是出于实践的需要，即服务于道德实践，同时，也能看出他在德性与知识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在陆象山看来，本心之外无道，立本之外无学。他以本心为根本宗旨，在方法上则主张立本、先立其大者，这就是所谓尊德性。

但是，要使仁德光明通透，却要从知识开始。[17]《朱子语类》卷七十一。